刘晓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哲学、教育哲学、文化哲学、学前教育学。主要著作有《儿童精神哲学》《儿童教育哲学》《解放儿童》《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评儿童读经》《教育自然法的寻求》《发现伟大儿童：从童年哲学到儿童主义》等。

看见“童心”，发现“伟大儿童”

记者：刘教授您多年来一直在学前教育系工作，并致力于儿童研究，先后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包括《儿童精神哲学》《解放儿童》《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以及最新出版的《发现伟大儿童》。我们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走上学前教育道路的？

刘晓东：小学阶段，我梦想成为自然科学家。初中以后，开始对文学、哲学感兴趣。所以高考后填报志愿，选择的是文学或哲学的相关专业。但高考时语文成绩失利，我未被所报的高校录取，而被调剂到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说我的专业是“学前教育”,当时我还不知什么是“学前教育”。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凌云壮志跌入沟渠，顿觉前程渺茫，心里苦闷，怕人问，羞见人，在家躺卧多日。没法子，只好报到入学，开始学前教育专业的学习。

开始专业学习后发现，无论学前教育学还是各科教学法，竟无一册正式出版的教材，全靠课堂上抄记教师的口述和板书。1989年，我本科毕业那年才拿到刚刚印出的黄人颂主编的《学前教育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估计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套《学前教育学》教材。

缺少教材，缺少可资教学参考的学术资料，那么上课对于师生双方都较吃力。当时也有解决办法，有些教师便带领学生去幼儿园进行长时间的观摩。当时我以为这是浪费时间。于是愈发不喜欢学前教育专业。但现在回望本科学习的那段经历，在幼儿园长时间的观察对我来说是件大好事。

当时我觉得这个专业太浅薄太幼稚，什么也学不到，相当失望。（时过境迁，现在已不作此想。）于是课余就泡在图书馆里。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一阵阵的西方“文化热”如潮水一般席卷而来，我在图书馆里尽情尽性地畅游、冲浪，看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皮亚杰、波普尔，读哲学史，读自然科学总论，读达尔文进化论，读威尔逊和道金斯的社会生物学，读“老三论”“新三论”，还读了许多散文、朦胧诗，等等，等等，读得昏天黑地如痴如梦。

当时这么用功，是出于什么目的、什么动机呢？应当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和动机。当时个人经济条件算得上是极其贫困，肉身往往是饥饿的，心灵也是如此。大概就是牛羊吃草一样吧，就想吃草，吃好草，不断到水草更丰美处尽兴吃草。学校图书馆与食堂不同，它不收费，可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偏好尽兴“进食”。

因为被录取到学前教育专业，当时是计划体制，毕业后的工作是由国家统一分派，这就意味着此生要命定与学前教育绑在一起。要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必须适应现实、接受现实。所以，无论是校内上课还是幼儿园观摩我都是严肃对待。也就是说，接受命运安排，接受学前教育专业，于是本科毕业后接着读了学前教育学硕士学位、教育学原理博士学位，然后在高校学前教育研究所、学前教育学系工作，以至于今。

记者：就这样，您走上学前教育的道路，后来又是什么促使您将“研究儿童”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并进一步走向“儿童主义” 呢？

刘晓东：是的，现在回望本科学习的那段时间，在幼儿园长时间的观察对我来说是件大好事。是学前教育专业引领我来到幼儿面前，促动我从事儿童研究事业。所以我要感谢学前教育专业，感谢学前教育专业的相关老师。

观摩幼儿园，其目的起初在于向教师学习组织教学的本领，看她们有什么办法让幼儿遵守常规——直白地说，就是怎样让幼儿听话、服帖、一切行动听指挥。重点是关注教师，学习教师。这与当下流行于中国幼儿园里的儿童观、教育观、课程观是不同的。

一次次地观看幼儿园的一个个教师与一群群幼儿的互动，我试图探寻幼儿园到底有什么秘密。开始时我也是注重听教师怎么讲、看教师怎么做，但逐渐发现，教师所言所行，有的我能接受，有的我不苟同；后来，在幼儿园这个教育系统里，幼儿们吸引了我的注意，教师的做法是否合适，是可以通过幼儿的反应、回应来判断的。这是我本科阶段的朴素思想感受。

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具有儿童中心论气息的学士学位论文《对幼儿创造性培养的思考与建议》（后发表于《学前教育研究》 1990年第6期）。

这里顺便说一句，改革开放将中国人从思想僵化中解放出来，倡导创造性培养成为当时“文化热”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当时我读了大量相关文献，还于大二时写作一万余字的论文（其实是篇读书杂记与感想）发表在教育系学生会自办刊物《教育家》上，大三时该文近一半内容以《试论超常规性格对于创造的意义》为题发表于《江西教育科研》1988年第6期，全文修订后以《超常规性格：创造的首要因素》为题发表于《学术交流》1995年第3期。

读硕士学位阶段，我的研究方向是学前道德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儿童的伦理学及其教育学意义》。读博士学位阶段，我的专业是教育学原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儿童精神哲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观摩、阅读、思考，使我在自然科学总论、生物进化论学说、自然哲学、哲学史、心理学史等领域做了资料占有和思想沉淀，为博士学位论文《儿童精神哲学》的写作做了较好的铺垫。

可以说，阴差阳错进入学前教育专业以后，我比较及时地将自己关注点从教师转往儿童，再经过学前教育学硕士阶段而进入博士阶段的教育学原理专业，并在哲学层面试图开始对儿童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同时以自己的儿童研究为基础，来建设以儿童为起点（开端）、中心与目的的教育学。其后，又将儿童起点（开端）、儿童目的、儿童本位从教育学的基本原则溯及自然（见拙文《“幼态持续”及其人文意蕴》）、人生（见拙文《论童年在人生中的位置》），又延展入社会、文化（见拙文《儿童本位：从现代教育的原则到理想社会的生成》）范畴。于是，儿童本位不只是教育学的核心原则，而且也是从自然、人生到教育、社会、文化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儿童本位是贯穿全部宇宙人生的。这种发现，进一步促使我走向儿童主义。

中国的儿童主义体现于老（聃）孔（丘）孟（轲）——陆（九渊）王（阳明）——罗（近溪）李（卓吾）——的赤子（童心）主义，以及新文化运动以降鲁迅、周作人、丰子恺等人的赤子童心、儿童本位、儿童/童年崇拜等思想。（鲁迅、周作人、丰子恺等人的思想依然属于赤子童心主义。）可见儿童主义在中国思想史里是不绝如缕、一以贯之的。南宋时期的进士陆九龄（陆九渊的兄弟之一）便有这种识见，他有诗句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此处的“此心”即孩提之心或赤子童心。陆九龄将古代圣人思想家们的思想还原为赤子童心，将全部思想史还原为赤子童心的代代相传、弦歌不绝。

而西方则有赫拉克利特、尼采、海德格尔的“儿童统治思想”，其间还有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教育学、文学（尤其是诗学）、哲学中的“发现儿童”以及从夸美纽斯、卢梭以来教育学中的儿童中心主义。

我将中国的这种赤子主义（或谓童心主义）与西方的“儿童统治”“儿童中心主义” 相互贯通并做进一步阐释与拓展，名之为 “儿童主义”。我个人的儿童研究，即是从童年哲学、儿童精神哲学、以儿童为起点/中心/目的的教育学，而逐步向儿童主义展开的。

《发现伟大儿童》试图贯通中西古今关于儿童观的思想纲领，将儒道释或明或暗的中国赤子童心主义传统与西方从赫拉克利特以降“儿童统治”思想和儿童中心主义，会通熔炼为儿童主义。尤其接续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交接时期启动的“发现儿童”运动，重点阐发现代儿童观的思想成就，即放下成人在智力、体力和权力上的优越感，基于中国赤子童心主义思想传统，以及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展现丰饶童年，发现伟大儿童。作者串联中西古今哲学和文学中对儿童的种种发现和赞誉，用哲学的、诗学的方法构建儿童至上的儿童观，将童心和儿童解释为世界和人类的本质和未来。

记者：在《发现伟大的儿童》一书中，您说，“我作为儿童的切身体验，以及作为儿童的生活遭遇，也在促使我研究儿童问题。”能否冒昧请您讲一讲这段童年经历，以及后来它对您的研究工作的影响？

刘晓东：阴差阳错间被学前教育专业录取，得以多次在幼儿园观摩观察，让我朴素地感知到幼儿园系统中幼儿是教师组织教育活动的依据。稍做扩展便可认识到，研究学前教育乃至于整个儿童教育，应当从研究儿童开始。这是我儿童研究的学术史的起点。现在看来，这只是重复卢梭当年的教育学见识，但当时我并不了解卢梭教育学的这些现代观念。

当我面对儿童，听他们叽叽喳喳言语，看他们游戏、探索、涂鸦、跑跑跳跳，往往又会以我记忆中的童年体验作为参照，以便更真切地理解儿童/童年。尤其是试图全面研究儿童精神世界而写作《儿童精神哲学》期间，我将自己对儿童的观察、学术史上对儿童的发现，与自己的童年生活和童年世界做比照。

于是，我的灵魂飘飞在记忆中的故乡每个角落，竭力再现童年记忆的每个季节甚至每月每天，试图再现当时的天，当时的地，当时的晨昏月夜与银河，当时的人群，当时的伙伴，当时的情景，当时的游戏……童年与故乡已经为我从事儿童研究准备了那么丰富的资源，甚至为我的儿童观、儿童研究定下基调埋下线索备好了资料。

在拙著《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中，我曾用《童年轶事》一文将我的童年生活史对儿童研究的影响做过一次自白：“我在童年看到的村民，所交往的成人，所经历的生活，所接受的教育，所忍受的饥饿，使我认识到：现实生活，严格地说是成人们的生活，有一部分是我所憎恶的。我对成人的观念、价值有许多不满，但还没有意识到应当去自觉地进行批判，直至一个偶然机会的出现。”

那是高中一年级时，语文教师布置命题作文，题目是“童年轶事”。想必语文老师将十二三岁以前视为童年，那么高一学生回望一下渐行渐远的童年，应当是有话可写的。这次作文给予我回望自己童年的机会。于是，我在作文里谈到若干童年印象，其中有件事是这样的——

我与小伙伴去田野放羊割草，见一条蛇横卧小径阻拦道路，我们便用小铁铲将其切断处死。现在想来，这与刘邦斩蛇故事神似。刘邦故里离我们斩蛇处极近。但我与小伙伴们没有真龙天子的胆魄，突然想起大人们所言蛇会复仇的警告，于是开始惊恐万分。为防止复仇，我们用小铲子挖坑筑坟厚葬这位拦路者，如丧考妣，跪拜如仪。这次作文是以这个扫兴的故事当作结尾的，在这个结尾的结尾处，我试图描绘小伙伴们的恐惧、沮丧、无奈、屈辱，依稀记得煞尾那句话：血色黄昏里，夕阳将回家孩子们的身影越拉越长……

这篇作文应当是我第一次描述儿童和成人之间、儿童文化和成人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同情这些儿童，他们在成人那里听到的那些教诲，扭曲了那童真的世界。这大概属于我最初的儿童文化研究吧。我们高中一年级当时有六个平行班，这篇作文在这六个班被语文老师朗读过。遗憾的是该文未能留存下来。但是，童年的经历、故乡的生活，如当年夕阳西下里归家孩子的身影，在我的童年研究里愈拉愈长，永难磨灭。

记者：事实上，我们看到，教育阶段越往上，“儿童本位”意识显得越匮乏。比如您提到我们只有“幼小衔接”，却从不讲“小幼衔接”，等等，更甚者，出现“与儿童为敌”的现象。能否说如今大教育学界（学前教育以外的教育学术圈）更需要儿童立场、更需要发现“伟大儿童”？

刘晓东：解决“双负”等一系列教育综合征，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学”（或称为 “看见儿童的教育学”“从儿童出发的教育学”等）是其必要条件。这需要整个教育学界重视研究儿童，重视儿童在教育学中的关键地位，从儿童出发来考虑教育问题以及教育学建设问题。

为什么要从儿童出发来考虑教育问题以及教育学建设问题？我前几年的一则笔记或可回答这个问题：“开端即根据，它作为规定性而进入未来；它规定了那开端者始终与 ‘同一性’这个概念联系起来，使开端者始终保持自身，尽管它在历史行程中会千变万化，但作为本质，作为同一性，那开端者相伴根据律、同一律而保持自身不变。”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中国的学前教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从总体上看，可谓成功地实现了哥白尼式的教育观念的转变，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迁。学前教育改革可谓中国教育改革的成功范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前教育就已经十全十美而不存在问题。）学前教育改革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发现儿童”，并因此大大提升了儿童的地位。例如，儿童的世界、儿童的生活得到空前尊重，儿童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得到空前尊重，儿童的兴趣、儿童的游戏得到空前尊重，等等；“安吉游戏”等以儿童为中心、以童年为资源的课程模式得以诞生、发展、推广并取得国际影响。

我主张从“幼小衔接”到“小幼衔接” 转变，许多人是接受的。我的学术观念一直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地批评，说“这不好”“这不对”“那不好”“那不对”，但过段时间又会被这些始终不满的人几乎全盘接受。这种现象有趣且悲哀。

重建儿童与成人的关系

记者：提倡“向儿童致敬”的同时，您也强调，儿童与成人应该是互补、互哺的。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辩证地看待儿童与成人的关系？

刘晓东：为什么提倡儿童中心、儿童本位、儿童主义？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抬高儿童，贬低成人，对成人是不公正的！这其实也是质疑“复归于婴儿”“不失赤子之心”“儿童是成人之父”。

其实对这些疑问，我做过多次解释。最近的一次解释见拙文《童年与文明：走向儿童主义》（《新儿童研究》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的第三部分（其标题是“回答一个问题：提倡儿童中心、儿童本位、儿童主义是贬低成人吗？”）该文特别强调：提倡儿童中心、儿童本位、儿童主义，这不是贬低成人，而是为了建设儿童与成人的新关系，让儿童和成人共同进入一种更高阶段更高水平的新的文明。提倡儿童中心、儿童本位、儿童主义，不只是为了发现儿童的伟大，也是为了发现成人的尊贵，也是为了帮助成人了解自己的尊贵。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我倡导“向童年致敬”，倡导儿童中心、儿童本位、儿童主义，并不是抬高儿童，贬低成人。而是让成人尊重自己的出身，发现自己内在的那个赤子、那颗童心及其无尽宝藏。儿童不用我来抬高，他本来就是伟大的，因为他有良知良能，有人之为人的所有天性资源。他居于人生的开端位置。全部人生的展开，均是以赤子童心为开端，遵循“根据律”“同一律”而展开，而不允许有丝毫作伪造作造次。

我也多次揣摩，为什么许多学者认为倡导尊重儿童就是降低成人的尊严、倡导儿童中心/儿童本位就是抬高儿童而贬低成人。

我是这样推演的：他们之所以有这种误解，是因为将儿童和成人当作两个独立的社会人来比较——“你为什么让我这个成人尊重那个儿童？”“你为什么让我围绕那个儿童打转转？”听起来似乎言之成理。但是，我想强调，咱们先将儿童和成人放在同一个个体那里做考量，将其还原为某一具体个人的成年之我和童年之我，将其还原为我这个成人与我曾经是的那个儿童。于是你会发现，我倡导“向童年致敬”“儿童中心/儿童本位”，是让你发现自己的童年，发现你自己童年的丰饶、尊贵和伟大，让你再次反思当压力山大、坎坷难度时，你何以下意识地叫爹喊娘，让你再次确认何以对自己的童年如此魂牵梦绕。这就是试图归根复命，试图重获良知良能，重获吃母乳时的洪荒之力，这就是试图“复归于婴儿”“不失赤子之心”。这时候或能豁然开朗，明白何以要“向童年致敬”！

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从个人推及社会——就会发现：不只是自己的童年是尊贵的，其他人的童年同样尊贵；不只是自己曾经是的那个儿童值得尊重，所有的儿童同样值得尊重。继续思索下去，儿童主义也就变得平易平和，可解可亲，甚至愿意热烈拥抱它。

记者：重建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也将重塑我们的家庭关系、家庭教育。作为一名父亲，您是如何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如何守护孩子的童心和童年、如何向孩子学习的呢？我们知道您十分注重保护孩子的隐私，还是冒昧地希望您能分享一些您的教育经验、与孩子互动的故事。

刘晓东：我主张建设一套现代形态的儿童观、教育观、课程观、文化观，认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其当务之急就是：研究儿童，提升儿童在教育学、课程论中的地位，摈弃流行于今的“没有儿童的教育学”，建设从儿童出发、以儿童为中心为目的的教育制度与课程体系。

我可以在自己的这套观念里与孩子一起生活，可几乎从未在孩子面前批评当前的教育、教师、课程、教材、教法，等等。我让孩子遵守学校常规、纪律，尊重老师，认真上课和完成作业，该补课就补课，需要熬夜做作业时家里有人陪着，尽可能保持好的考试分数。我支持孩子适应甚至喜欢学校生活。

当孩子有时表现出不太适应时，家人和我会在或多或少的焦虑中小心翼翼地帮助其适应。孩子是在社会中生活，只有适应才能生存，只有适应得好才能生活得好。

教育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协调协同才能成功。我是不会——也不可能——单单让自家小孩子生活于社会之外。不过，我们也不要小瞧了孩子，他们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包括对学校生活的认同或批评。他们有一套想法，也有一套活法，无论如何他们会主动适应学校和社会。

当然，我从自家的孩子学到不少东西，就举一个例子吧。记得孩子小学一年级时，我在饭桌上谈安徒生《海的女儿》，认为这篇故事很难懂，小孩子或更难读懂和接受。孩子的妈妈也说：“这是一篇悲剧故事，我小时候读也不喜欢。”孩子正低头吃着饭，闲闲散散地加入讨论：“这是很好的故事呀，是喜剧，不是悲剧”，又说，“没看到结尾吗？三百年后，小人鱼将获得永远不灭的灵魂！”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完胜自以为懂点儿童文学的成人！

记者：的确，孩子常常给我们惊喜。而我们接触到的一位优秀教育人、幼儿园园长，在读到《发现伟大儿童》这本书时，有感于童心而泣不成声。我们相信有这样触动的教育人不在少数。能请您分享一两位您所接触到的他们的故事吗？

刘晓东：感谢这位园长“有感于童心而泣不成声”。园长泣下者，高山流水也。我知道有不少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概因我的作品是研究童心的，所以会受到“不失赤子之心” 者的认同与共鸣。

我在外地做讲座谈儿童，也有听众听着听着而泪流不止的。禅宗认为“见性”即可“成佛”，这些为赤子童心所感动者便是能见儿童之性者，而能见儿童之性者必然亦是能见自性者。在激动泪流的当下，泪光里闪烁的是人性的、菩提的光辉。有这些读者、听众在，就会有对我儿童/童年研究的莫大肯定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