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就是公元1587年。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一年呢？当然书中所写的事件，也不都是在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上下好几十年的事情都有，有的还是几百年前的事情。而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其实是平平淡淡波澜不惊无关紧要的一年。既然如此平淡，为什么要用一本书来写呢？这就跟黄仁宇先生看待历史的观点有关。黄仁宇先生强调“大历史观”。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做法。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就好比是在做切片研究。通过研究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来揭示历史，这一年乃是历史上失败的总记录。

那这一年有什么事情值得记录呢？这一年海瑞与世长辞。海瑞清廉，刚正不阿，执法必严，执法为民。这一年戚继光也去世了。在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罢官，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物有交往，黄仁宇先生在戚继光这一章中，用了标题孤独的将领来形容戚继光。戚继光的罢官跟明朝的官吏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武官不如文官，武官总比文官低。武官调动频繁，防止上演唐朝的藩镇割据现象。武官中的总兵最多只能管一省兵力，不可跨省。戚继光任蓟州总兵，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拱卫京畿。有张居正的扶持才能在蓟州总兵任上达十五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张居正一死，他就被调任广东总兵，虽然是平级调任，但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高潮，戚继光革职。可以说文官的派系斗争牵连到了武官。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物事件，上推下演，就是为了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这一个切片，看到中国历史的一个脉络，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中国的统治阶级自古以来承袭了儒家的治国方案，不去考虑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问题，不去考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能否配合那一套理想秩序。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完全忽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发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儒家伦理要求统治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首先是正心诚意。期待通过这样解决现实问题。可是现实的变动不居产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样的千年不变，可以说每一年都是一个衰亡失败的总记录。

最后引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最后的段落作为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